作为香港铸币史上唯一的“龙洋”，“上海壹两”夙为泉界耆宿视若珍宝，其中的“无射线”版位列中国近代机制银币十大名珍。今春诚轩《机制币》专场，二种版式的“上海壹两”样币一同华丽登场，气势如虹，于国内公开拍卖前所未有，深具收藏与价值前景。
早期中国没有机制银元，对华输出银元因利润巨大成为列强的“大生意”。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墨西哥鹰洋虽逐渐取代西班牙本洋，成为中国内地流通最广泛的银元，但尚未独霸市场，觊觎此利益大饼的英国自然也想趁势分一杯羹。香港在《南京条约》后割让给英国，1841年开埠以来并没有自己的专用货币，一直使用中国内陆流通的各式货币，其中也包括鹰洋等外国银元。1859年，港督罗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上任后，为拓展香港贸易，并取代来源不甚稳定的鹰洋，积极争取在香港发行货币。1864年，香港政府制定《设立造币厂条例》，并向英国伯明翰市的瓦特工厂（J-Watt & Co）购置造币机器，1866年5月7日，香港造币厂正式开张营业。
香港造币厂规划之初，原本是想以该厂制造的银元，利用地利之便，进入内地取代墨西哥银元，但港府错估了情势，内地民众倾向于使用已经熟悉的本洋与鹰洋，新制的香港银元虽然含银与其相当，但民众接受度却不高，要贴水才能使用，因此，港元并没有获得销路。港府耗资四十五万元建造的造币厂运营后出师不利，又恰逢景气低迷，据载月收入只有一万元。
1866年3月，新任港督麦当奴（Sir Richard MacDonnell）到任，当他了解到这座造币厂的规模和产能远超出香港自身需求的时候，就想把市场就近扩展到中国，以消弭亏损。1866年8月20日及11月23日，麦当奴两次致函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通过他向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请求要为中国制造钱币，被清廷回绝，但中国海关方面却同意香港银元可以在内陆比照西班牙银元来缴纳税款，但实际使用数量太少于事无补，港督因而认为，只有垄断市场才能谋取最大利益。麦当奴认为，中国人习惯于银两制，因此，香港造币厂将印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香港银元加重后，背面铭文改为“纹银壹两”，以迎合中国人用银计重的习惯，但产品呈送后，仍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可。
1867年，香港造币厂再次修改设计，为了更容易让清政府所接受，他们在银元的设计中，采用了中国帝王象征的龙图，并请英国皇家造币厂雕刻师史特（Mr。 Sherd）担纲刻模。当时的上海已是重要的新兴港口城市，港督误以为采用上海平法，就会有助于银元的销量，因此，币面文字使用了“上海壹两”字样，含银量98.2%，重量采用相当于漕平一两的566格令（合36.67克）。在考虑平衡对等的原则下，背面镌英王徽中心之盾徽图案，模具雕刻工艺精湛，铸造精美绝伦。同年5月11日，被泉界称之为“上海壹两”的十一枚样币被送到北京，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对机器造币的任何提案都不感兴趣，上海壹两银币仍未被采纳。港督随即在1868年2月的会议中，决定4月25日关闭香港造币厂，之后整厂卖给了日本，成立了该国第一家现代机械化造币厂——大坂造币局。
钱币界最早对“上海壹两”进行研究考证的是中国机制铜币大师伍德华（A-M-Tracey Woodward），他在1922年开始关注此币，直到1937年才发表研究心得。伍德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壹两”之英文“Shanghai One Tael”可能是误写，实际应是“壹上海两”，“One Shanghai Tael”，“上海”一词应指称量单位，而不是地名，也就是说，其本意是标示重量“漕平壹两”，而非表明只在上海行用。伍德华将结论发表在1937年8月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月刊，不知是何原因，沪上泉界似乎无人知悉。过去的所谓上海工部局委托港厂制作准备在租界使用之说，纯属误解。
上海壹两系列样币共试制了三种，壹两以龙图外圈的芒线区分为无射线、有射线二种版式，二钱只有一式，均未发行，无论何种版式，皆极为珍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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